二战结束后，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逐渐向价值链的市场、研发两端延伸，而把低附加值、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业导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从制造业向知识产权和服务业转移，其制造业开始经历趋势性萎缩。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到2002年这一比例降至30%，2012年更是跌至17.4%。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非理性消费透支，金融监管不力，失误的货币政策最终引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国房市泡沫破灭为起点，迅速由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在冲击美国经济的同时，暴露出其经济发展的重大弊端：过度金融创新、经济“空心化”、债务驱动型增长、贸易财政双赤字。

      惨痛的教训使美国经济开始谋求转型，从过度依赖金融和虚拟经济转向实体经济。为此，奥巴马政府一改自由市场理论，积极主动干预，实施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非常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医疗、金融体系改革，能源气候政策调整等举措，把重振制造业，降低失业率作为经济复苏的突破口，明确提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五年出口倍增，降低失业率”等目标；以出口驱动取代消费驱动，通过财政支持，贸易保护等手段重塑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实体制造业。

      以2010年的“出口倍增计划”（五年内出口翻一番）为代表，“增加投资，拉动就业，推动制造业复苏”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重中之重。

      制造业回归又可表述为“再工业化战略”，旨在重塑实体制造经济，这是对之前“资本市场为主题的虚拟经济占主导，甚至重要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的矫正。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称，三大原因促使美国必须重振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创造高质量的国内就业机会、汇聚综合创新的协同效应、确保技术领域的国家安全。奥巴马提出未来20年打造美国高端制造业，重塑全球实业格局。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更是力争在各国新一轮先进制造业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其核心是统领高端制造业。有专家认为，美国正在藉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潮实现制造业的强势回归，并以此重构全球分工体系。大企业开始从国外回归：英特尔正斥资数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中建设电脑芯片制造中心；福特投资数十亿在美国建厂。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美国的所谓“去工业化”，只是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中，由劳动力成本等原因产生的迁移，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当然，外界热论的美国制造业衰落难免片面。事实上，以苹果、波音等为代表的大批美国企业正牢牢处在产品创造和品牌设计的金字塔顶端。从比较优势看，“美国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是产品的科技与创新，这成为“美国制造业”再次雄起的坚实支撑。

      相比上世纪70年代前的“凯恩斯主义”和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此番美国的“再工业化”，除促进就业外，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回归，而更像是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实现产业升级。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传统制造业中的传统技术红利已开发殆尽。举例来说，在现代装备制造业中，机床的控制精度已经达到10的负六次方秒，这是一种接近物理极限的数值。技术红利的开发空间越来越小，这一趋势正倒逼技术换代和产业升级。

      与此对应，智能技术作为近年涌现出的高新科技，在引领制造业变革的同时，也被美国视为“再工业化”的重要依托。信息技术、生物纳米技术，先进复合材料、金属加工、生物制造、清洁能源等亮点日益为美国经济所倚重，在世界范围内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制高点成为重头戏。近些年，以机器人、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制造，结合页岩油气革命带来的能源成本下降，使美国制造业开始结构性复苏，并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先进的工业制造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战略性的基础地位。经历了数年政策调整和恢复，2013年美国经济迎来了转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劳动就业，股票市场持续向好，个人消费支出连续18个季度实现环比正增长。尤其2014年，美国创造了310万个新就业岗位，达到1999年以来的峰值，美国经济整体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强劲态势。虽然2015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呈现疲软，但4月23日，美国劳工部在华盛顿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初282500人的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00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稳定的经济数据让业内专家仍普遍看好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作为当今世界的头把交椅和带头大哥，回首美国经济一路走来，其中的智慧经验值得我们深思。